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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3


名誉理事长吴明瑜同志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

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2010年4月24日
 

各位同志:

 

早上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出席这个会议,见了很多老朋友,也还有很多新朋友。刚才宣读了光远同志的贺信,我先从光远同志讲起。

       大家知道光远同志是有名的百科全书派,改革开放以后,在他的倡议之下,创立了一系列应用型的经济学的研究会,包括咱们的技术经济研究会。于老今年是95岁,前几天我和明廷华、郑琦一起去看望他,12号那天,他还能讲些很幽默的趣话,思维很清楚,就是腿脚不便,耳朵有点聋,眼睛看不清楚,当时他的视力只有0.1,两只眼睛几乎等于失明一样,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人的大量的信息来自视觉。后来经过医生检查,咱们12号去看望他,13号他到医院去做白内障的治疗手术,做得很成功,现在的视力恢复到0.4,已经不错了。我为什么要特别讲一下于老,咱们这个学科的发展、这个研究会的成立和发展,都在光远同志直接的支撑和领导之下进行的。咱们走过了32年了,这32年里面咱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觉得现在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咱们这个学科在大学讲台上站住了脚,任何一个学科,尤其是新生的学科,能不能占领大学的讲台,是极其重要的。现在咱们全国有150多个硕士点、有几十个博士点,这是咱们学科的重要基础,这里面有罗冰生同志当理事长的第四届理事会做出的重大贡献,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

        咱们这个研究会是由改革催生起来的,和改革同步发展起来的,咱们也为改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最早进入工程院的院士行列的管理学组的院士就是咱们学会的名誉理事长李京文同志,今天他因为人不在北京,不能来出席这个会议。

        32年,咱们经过了从少年、青年时代,现在正在向壮年时代发展,也就是咱们学科越来越成熟了。在这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间,回想一下,咱们有很多成功的事例,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成功和失败都是和咱们改革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光远同志在1956年提议在社会科学12年规划里面填上这么一个学科,但是后来,整个国家的建设,几十年动荡不安,各种政治运动把咱们的经济建设都搞乱套了。整个经济建设都搞乱套了,还谈什么技术经济。那个时候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根本不用技术经济分析,所以才吃了多少的苦头,那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这个大形势的发展,咱们的技术经济的研究工作和应用工作开展,越来越取得很好的效果。

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信息时代的标志之一。1984年到1985年,国务院讨论了中国的信息产业的发展,当时还没有很明确的信息产业的前景,当时是通讯、电脑。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一项新的有关通讯的政策,决定放弃传统的电话事业里面的三个基本要素:第一,过去的通讯系统是模拟信号为主,决定要转向数字信号,数字化。第二,放弃当时邮电科学院刚研制成功的中同轴电缆,改为发展光缆。第三个是城市电话系统放弃了咱们50年代初期从瑞典埃里森引进的纵横制电话,改为发展程控电话。世界上的电话科学技术的发展经过了从纵横制到半自动到全自动、到程控,咱们跨越过了一系列的步骤,这是咱们在科技工作里面第一次最大的跨越。这三个为主的技术政策改变了咱们通讯事业的面貌。1983年底统计,全中国10亿人口只有600门电话,包括手摇的电话,主要在各级政府、军队,私人是很少有电话的。按人口算是千分之六的数字。现在当然又有了移动电话的发展,情况大大地变化了,几乎中国13亿多人口,有了超过10亿以上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这是1984年到1985年的重要决策带来的结果。如果咱们当初还是墨守陈规,按部就班,一点一点来,咱们还不会有今天的。

当然,同时期决定的还有计算机,不仅要搞高速的、超高速的电子计算机,也要搞普及型的电脑,当时叫微型电子计算机,或者叫个人电脑,现在就是电脑了,手提电脑。有了电脑和通讯的变化,大大地缩短了中国信息化的进程。在这中间,咱们从事技术经济评价工作的人做出了很好的贡献,推动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时和邮电部争论很大,最后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方案。

        当然咱们也有教训,但是后来坏事变好事了,什么教训呢?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1986年,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咱们要发展大飞机,所谓大飞机就是载客在150人以上的,起飞重量是100吨以上的大型客机。咱们有一个基础,就是学问大革命中70年代的时候,党中央决定搞大飞机,当时决定搞核潜艇、氢弹、大飞机。大飞机是由上海为主来搞的。到了1978年,做了三架飞机,一架做破坏性实验,一架做飞行试验。这个飞行试验北边到漠河、南边到拉萨,起飞150次,没有任何问题,这个飞机就叫“运十”。但是这个型号消失掉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咱们中断了这项研究开发工作,很可惜。1986年,当时经过经济评价,咱们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民航客流量大概94%是大型客机运载的,支线客机、中小型飞机不到6%,虽然机型不少,飞机数量也不少,但是它的载客量少,这个比例差得很大。所以应该加快发展大飞机。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了两天,最后决定下来了,1986年、1987年就开始做大型飞机的筹备、筹建工作、研究开发工作。到了1989年以后,被错误的停掉了,我这个说话不客气,错误地停掉了。前年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国务院领导同志到了上海,去参观了上海的飞机企业,就谈到了“运十”飞机,讲很遗憾当初把它停掉了,不然的话,咱们如果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地完善它、发展它,咱们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当时计算下来,到2000年,大体上咱们有400架大型客机的需求量,咱们不能只靠购买国外的飞机。但是就是受到抵制,有些同志一直反对搞大飞机,一反就反了十六七年,现在中央重新决定发展大飞机,这两三年工夫已经有较大的进展。

        整个交通事业里面,咱们这个教训很大,我认为将来研究技术经济的经验教训,交通问题是咱们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领域。物流、人流都是大问题。全世界来讲,18世纪是港口和大轮船发展。19世纪发展铁路,20世纪高速公路形成,特别是二次大战期间就开始了,战后出现了喷气式客机,整个运输技术发展得非常之迅速。但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咱们在争论这个大飞机的同时,也发生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看待铁路。当时世界的资料,就是美国在拆铁路,它四十几万公里的铁路线运行里程降到三十多万了,而且当时到美国去看看货车,上百节长,开得非常缓慢,铁路客运已经基本上被高速公路所替代了。铁路好像到了不景气的时代、衰落的时代。可是转眼之间发生了大的变化。当时中国的很多专家,包括搞铁路的、搞经济领域研究工作的同志向中央建议,北京到上海1300公里修一条高速铁路,这条高速铁路如果运行起来,当时计算,可以大大缓解整个华东的运输压力,甚至可以这二三十年之内都不会造成运力紧张。这是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的研究方案:发展高速铁路。但是这个事情后来遇到波折。大家都知道,上海就建设了磁悬浮铁路。磁悬浮铁路就引起一场很大的争论。咱们技术经济研究领域的专家们都卷进去了。究竟北京到上海这条高速铁路是修磁悬浮呢,还是采用轮轨技术呢?当时国务院决定,说做一个实验,在上海先引进,修一段磁悬浮,36公里。现在到上海去都可以坐到,这段修起来了,当然投资很高、很昂贵,因为要从德国引进技术,其中若干个技术,德国默克尔到中国来谈判的时候,是拒绝转让,造价很贵,运行费用也很高,所以磁悬浮到现在还是亏本的。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全国的路网都是轮轨,这么一段是磁悬浮,这就变成两股道上的车了,所有其他的路轨上的火车跟这个不能接上。铁路是一种网络性的交通工具,所以铁道部很多同志坚持要发展轮轨系统的高速铁路。一直争论了多少年,前两年,国务院做了最后的决定,京沪搞高铁,现在咱们看到的高铁已经成为不仅是铁路的骨干,将来四纵四横的高铁建设起来,它就可能成为整个中国出行交通的骨干。咱们想想,如果北京到上海四个半小时、五个小时之内就到了,有多少人去坐飞机呢?很多人就不去坐飞机了,飞机的危险性、不确定性,气候一变化,像这次冰岛的火山喷发,一下子航空业界都停顿下来了,十几亿欧元损失掉了,它跟火车不一样,虽然不能说完全畅行无阻,比较来说是安全可靠,同时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

        像现在广东到武汉的高速铁路通了以后,对航空业的影响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铁道部坚持这么多年的工作,从一次提速到二次提速到六次提速,到最终实现了高铁,当然高铁咱们也是买了世界的技术,集成发展了自己的技术。技术经济对这些事情的评价的确是很难,它要适应技术的迅速变化,技术变化越迅速,技术经济的评价就越重要,你要兼顾到近期、中期、长远的考虑。所以,回顾一下信息技术的发展,咱们交通事业的变化,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技术经济在这个时代之下,不能说一定就是最好的宠儿,至少是很有用武之地的将军。眼看现在金融危机虽然是逐渐地在缓解,但是危机之后,很有可能还要出现一个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同步发展的路子,因为人们都来想寻求克服金融上的危机、经济上的危机的途径,而依靠技术的变化就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措施,你要在这个技术变化面前正确的选择技术,正确地去评价它,正确地去运用它,这就需要咱们技术经济工编辑的共同努力,从宏观决策,一直到企业行为都离不开。所以,技术经济发展到今天,咱们越来越看到它的作用和前景,咱们愈感觉有希翼,愈感觉对前途的乐观。

        最后,我想提几条建议,供研究会同仁们来考虑。

        第一条建议,我觉得可能时机到了,咱们的研究会是不是应当向科协申请,改为学会,现在科协大概有二十几个研究会。当初新建立起来,处于不成熟期,我现在觉得应该可以考虑申请成为学会了,技术经济学会。这是我的第一条建议。

        第二条建议,要加强基础建设。基础建设我想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要把咱们学科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完善起来,要编写成教材,这个教材不是统一教材,我是很不赞成统一教材的,可以有各种学派、各种风格出现,也可以是多种版本的教材;另一方面,要收集大量的案例,建立起案例库和信息库,不管是中国的、世界的,因为科学是国际性的,科学无国界,咱们收集世界的案例,美国的哈佛和MIT是两种学派,MIT的讲学重理论体系的教学,哈佛是重视案例的分析,我觉得这两方面都需要加以发展。这是第二条建议。

        第三条建议,咱们要多和各个方面的设计院和咨询业务、咨询产业联系起来,要建立很好的互动平台。咱们技术经济工编辑或者可能是设计院一个重要的领域,也可能是咨询企业里面的重要部门,要在这方面加强紧密的联系,我觉得,咱们现在学会的理事成员中间,应该更多的考虑一下设计院的相关人士。

        第四条建议,要树立一个好的学风。这个学风不需要多少字,就是“实事求是”,咱们要真正做到不畏权势、不受利诱,做技术经济评价要公正、要无私,中国古话讲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技术经济面前不能动摇,不能放弃了咱们实事求是学风的本质。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点感想,谢谢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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